在二十世纪众多杰出的圣经学者中，斯坦达（Krister Stendahl）教授是比较独特的一位。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曾经担任哈佛大学神学院的新约教授、神学院院长，作为新约学者，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不仅在学术的圈子里，也在教会的宣讲和实践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他还是瑞典信义宗教会的一位主教。他曾力排众议，以他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的决心，改写了瑞典信义宗教会在历史上没有女牧师的历史。他也是一位在上一世纪兴起的宗教对话的倡导者和积极行动者，为纪念他多年来致力于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对话和努力，位于美国纽约的“宗教间的理解中心”在2003年11月13日为他颁发了“不同信仰对话”的终生成就奖。在颁奖仪式上，该中心的主任本波拉德（Jack Bemporad）说，“在这个宗教冲突不断出现的时代，架设不同信仰之间的理解的桥梁是多么地重要。斯坦达主教毕生致力于推动神学的对话、互相尊重、宽容与理解。他提醒我们，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社会，必须学会在他人的亮光中检查我们自身和我们的传统，学会运用我们共同的宗教价值来建设一个多样性的、公义的、和平的社会”。

　　他是与我们通常熟悉的书斋型学者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与其说他是圣经学者，毋宁说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行动者。他的研究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如使徒保罗所言：“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林前9：26）。他的研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的兴趣，也不是仅仅追求学术的“客观”，而是注重对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问题的敏锐的回应，注意圣经研究背后的伦理、价值判断乃至所达成的社会效果。

　　2000年出版的《保罗和政治学》是由十三位当代有影响的保罗书信研究专家的论文集汇编。这13位学者中，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柯美安教授（Antoinette Clark Wire,她曾于2001年任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新约教授）和华裔新约学者温司卡教授。这本书是圣经文学协会的“保罗和政治学”研究小组沿着斯坦达的思路进行深入探讨的第一本论文集，也可以说是纪念斯坦达教授的一本研究性的专集，代表学术界对新约中保罗书信以及相关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导言的题目即为《导言：斯坦达对保罗研究的挑战》，那么，他给新约研究带来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呢？

　　斯坦达将保罗书信研究从狭窄的个人得救的视角引向更加宽广的具体的人类关系之中。斯坦达在研究中发现，保罗书信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的、社会的话题，如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关系问题，基督教群体和罗马帝国的关系问题，教会内部的男性和女性的关系问题，奴隶和自由人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话题在保罗书信的文本及其理解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斯坦达教授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最富特色的一点是，他自始至终将一种对当代人类关系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带入学术研究之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瑞典教会关于妇女的按立圣职问题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时候，斯坦达教授就这一问题，从圣经解释学的角度写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后来以《圣经与妇女的角色》为书名结集发表，对当时瑞典教会甚至在瑞典大学的新约学者圈中占主导地位的反对妇女按立圣职的声音是一个挑战。

　　通过对教会与社会的现实的反思之后，斯坦达大胆地提出，鉴于保罗书信在教会和社会中影响深远的缘故，学者们在进行保罗研究的时候要采取对当代人类关系更加负责任的态度。他认为传统的新教神学和圣经学对保罗有误解，因此写下了著名的《使徒保罗与西方良知的反省》一文，这篇文章今天已经成为新约研究的一个经典性文献。

　　基于这样的研究态度和立场，斯坦达触及的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领域是反犹问题。他认为现代基督教对新约特别是对保罗的解释的核心是反犹的，认为保罗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反对犹太教的神学家。他也反对路德和新教的理解，认为保罗是反犹的以个人的罪和救赎为中心的基督教神学家。他认为，在《罗马书》中，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是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待救恩历史。对保罗的新理解使他成为基督教和犹太教对话的领袖之一，他作为新约教授、神学院的院长、信义宗的主教，一直在宗教对话中起重要的作用。

　　他的第三个主要的关注点是对保罗书信中“因信称义”的重新解释。

　　在新约正典中，保罗的《罗马书》曾经在教会历史上影响过许多人的灵性经历和神学思考，甚至使许多人产生重大的人生转向。如《罗马书》13章11－14节使得圣奥古斯丁脱离醉生梦死的状态，从摩尼教徒变成基督徒；《罗马书》1：17节使马丁路德摆脱被罪缠绕的困境，重新感悟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卡尔·巴特也是在对《罗马书》的宣讲中解除了内心的困惑，与上帝建立起新的关系。在新教的传统中，马丁·路德对《罗马书》的解释影响深远，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定论。

　　最早对“因信称义”的教义在保罗书信中的地位持不同意见的，是在马丁路德的故乡，以史怀哲（A. Schweitzer）为代表的与他同时代的几位新约学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通过严谨、仔细地研究后发现，称义的教义不是保罗神学思想的核心，而是保罗为了对付犹太人的争论。如果不是保罗被迫要驳斥他们（徒15：1－“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他就不会提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所以，事实上，“因信称义”的教义除了论到律法的部分需要略提之外，可以只字不提，也能阐明全盘的保罗神学。史怀哲说，如果以“因信称义”作为保罗神学思想的起点的话，必会误解保罗。“因信称义”不过是形成主火山口的边缘之内的‘附属火山口’而已，而主火山口乃是藉着在基督里得救赎的神秘主义式教义。”，即，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所以，了解保罗思想的真正线索不在“因信称义”，而在与基督联合。

　　如果说，史怀哲代表的是寻求圣经解释的客观性、中立性，那么，以斯坦达为代表的新约学者和神学家们则更多地是本着基督徒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来思考这个问题。

　　他认为奥古斯丁和路德对保罗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个人的拯救和因信称义。而且这个看法完全主导了基督教新教对保罗的解释。他认为，新教一直摆脱不了将因信称义作为个人拯救的答案，这个思路看来在圣经的基础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脱离保罗书信当时的背景，把它看作是今天的“摆脱人类困境的个人救恩的担保”，而事实上保罗在书信中谈到这个话题，只是在探讨外邦人进入上帝子民团契的可能性的问题。

　　同时代的马库斯·巴特也持同样的见解。他引用《加拉太书》2章11－21节因彼得不愿意与外邦人同桌吃饭，这一行为被保罗批评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加2：14）。在这样的上下文里，保罗提出“因信称义”的教导。目的在于说明，在基督里，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必按律法的规条来分别为圣，如果坚持饮食方面的洁净的条例，就是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散布分裂的种子。

　　二十年之后，这一新的思路再次受到重视。如英国新约学者邓雅各（James Dunn）和一批欧美的新约学者，对“因信称义”问题做出了更加深入的研究。1993年，邓雅各与萨格特出版的《上帝的公义－因信称义新释》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邓雅各认为，“因信称义教义的要点不在于保罗作为一个罪人向犹太律法主义提出抗议，而是保罗代表外邦人向犹太排他主义表示抗议。保罗所提出的因信称义不能只简化为个人得救的经验，就好像除个人的得救以外别无其它。因信称义是保罗从根本上反对把上帝的救恩只局限于某个民族的思想。

　　邓教授认为只把因信称义的教义局限于个人得救，更忽略其更广泛的意义，以致在路德的故土上听任纳粹种族主义肆无忌惮地推行德意志民族至上论，而对犹太人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同样在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也是与因信称义福音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十九世纪的英国传教士也犯有同样性质的错误，他们把英国维多利亚文化及其价值观与基督教混为一谈。今日在北美这个错误也时常在重演――把美国生活方式与基督教混为一谈。”（参骆振芳《弘道集》第218页）

　　这些学者除了以求真、求实的态度来研究圣经，更可贵的是他们本着良心和社会责任感来回应教会与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斯坦达认为，保罗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人，基督教会中的处于信仰初步的人，他的对外邦人有分别的犹太同胞，等等。他关注的最重要的方面不是宗教和思想，保罗的神学是次要的意义，是对历史的社会的人的关系的反思。如斯坦达对罗马书的理解，是放在更广阔的背景来认识，不仅仅是“拯救史”。他认为罗马书的高潮是9－11章，即对教会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一方面，保罗书信有它自己的历史处境和上下文背景；另一方面，读者解释保罗书信又有他们自己的处境。所以，总是允许前者对后者形成挑战。他说，在当代神学中，很少有这样具有解放意义和创造力的事情，那就是对“原来的”和“翻译的”之间的清楚的区分。“原来的”是指经文的历史背景和上下文语境，“翻译的”是指用当代人明白的语言准确、合宜地传递圣经的信息。不仅仅是原文的翻译，也包括诠释、理解、传递信息的过程。

　　在处理当代人遇到的问题时，斯坦达主教反对那些硬是直接地不加分析地从保罗书信中寻找答案的做法。如女性的按立问题（保罗曾在特定的语境中说过，“我不许妇女讲道”提前2：12），斯坦达认为：“我们必须要问，保罗所说的是否可以应用于我们的处境，回答我们的困惑？答案有时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的问题可能与保罗的不同，这样想是合理的。毕竟，保罗对不同的教会，他的教导是相当不同的。”保罗从来不回避他遇到的种种问题，我们也应当负责任地回应我们自己的特殊的处境。

　　今天，人们把斯坦达视为70年代解放神学的先驱，如黑人解放神学、拉美解放神学、妇女神学、以及近些年来的“第三世界神学”、后殖民主义神学等等。对保罗书信、保罗神学的研究走上了一条更广、更深、更富有意义的道路。

　　黑人神学：美国的非裔基督徒对奴隶生活的痛苦的回忆带来的对圣经解释的反思。如科勒（James Cone）曾回忆祖母作为一名基督徒，拒绝读保罗书信中关于奴隶的片断，因为她的主人总是用这些经文来要求她一味顺服。这些痛苦的回忆，激发起他们当中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一方面在新约和保罗书信中寻找鼓励做“新造的人”的新的亮光；另一方面，同欧美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神学家的圣经解释保持距离。他发现，现在的一些新约学者，仍然将保罗的对奴隶的看法与路德的“蒙召”的工作观联系起来。非裔基督徒对西方圣经学者关于保罗书信中对奴隶观的解释十分看重，重新检验并做出自己的解释。

　　妇女神学：也在反省自身在传统中的次等地位问题。在本书中，有三位女性学者发出她们可贵的、独特的声音。她们发现，在以往的圣经学者中，一直是男性的、西方的、白人学者占主流，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一代的女性圣经学者参与圣经研究的工作，以她们的敏锐的视角和特别的经验，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挖掘圣经中丰富的信息。妇女神学家一方面发现在保罗书信中有《哥林多前书》11章2节－16；14章34－35节这样的问题经文要求教会中的妇女顺服、沉默，同时也有《加拉太书》3章28节鼓励在基督里男女平等的经文，同时还有保罗的教会中如百基拉和非比这样的女性教会领袖成为她们侍奉的榜样。在本书中，斯坦达在哈佛的教席继承人，新约学者、著名的妇女神学家菲尔伦莎教授探讨了解经伦理的问题。“解经伦理”这个术语是她根据斯坦达的思路发展的。她认为，“解经伦理”不同与“圣经伦理”，后者是对新旧约圣经中的伦理做仔细的分析、描述和系统化的研究；前者是指圣经解释者对经文的反省，反映解释者的精神气质、伦理判断和价值取向。柯美安教授致力于挖掘哥林多教会中被淹没的妇女群体的独特的声音；基特丽琪（C.B.Kittredge）则换一个角度，从罗马帝国的等级制秩序的观念和修辞的视角来分析保罗笔下的哥林多教会成员的关系，包括妇女的地位问题。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妇女神学家们所关注的路径，不再是抗争、控诉的路线，而是理性、和解、智慧之路。

　　第三世界的神学：非西方的圣经学者对保罗书信的过去的西方殖民主义观念的反省。西方列强常常以基督教的宣教活动作为他们殖民主义的文化计划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西方标准的对保罗宣教的解释是以帝国式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和宗教信仰。所以，他们致力于探索保罗书信中与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的对话式的相遇模式。他们中的许多人运用后殖民主义神学和文学考据相结合的方法重新阅读保罗书信。“后殖民主义”在国内的学术思想界，如文学批评、翻译学等领域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后殖民主义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尤其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已然成为中国当代学者关注的焦点。”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这些是在主流之外的以往被忽略的声音，他们是与欧美白人精英相对的非洲人、亚洲人、妇女、贫穷的人、边缘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等等。在解殖民化的过程中，需要来自与主流不同的其他人的不同的身份和利益的声音。霍斯利（R.A.Horsley）提醒我们，随着全球经济的大潮的到来，老的欧洲的殖民主义的势力和他们的继承者――新的帝国的美国，虽然在政治上的控制力已经难以奏效，但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控制，包括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公司对全球的影响，使得非西方的民族和文化在这一大潮中很容易失去自我。所以，我们在进行神学思考和圣经研究中，承认而非抹杀不同的文化差异，承认不同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差异，这一意识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过去我们在阅读保罗书信时，通常较多地关注灵性方面的供应和个人的信仰，对社会的公平和公义方面关注得不够。在圣经研究上，主要沿袭教会传统中的“以经解经”的方法，少量的借鉴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目的也仅在于追求解经的客观性、准确性。很少把解经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透过圣经作者在当时社会、政治背景下的挣扎与冲突，及其回应模式来为今天的生存困境提供参照。如全球贸易中的不平等问题，现代化过程中的贫富悬殊问题，快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中的环境、资源保护问题，非法移民在发达国家的鲜为人知的处境问题，大国的文化输出中因利益的驱使带来的暴力、色情等负面产品问题等等。斯坦达等学者对于社会责任感的思考，对于社会、经济、民族、性别等方面的思考，对我们是一种挑战。保罗书信的任务是塑造教会、塑造新人、塑造新的公民群体，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它需要对今日世界、社会和教会的问题有相当多的了解和敏感，将理性的、健康的、负责任的、伦理的意识带入我们的圣经研究和解释之中，这正是《保罗和政治学》这本书以及斯坦达教授的思想带给我们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