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政治命题，但是，也是宗教本身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要求。我们的基督教要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与发展，必须与所处的社会认同、相适应。

　　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上帝成为人的样式，是上帝对人的认同。希伯来书第2章第11—18节是“道成肉身”最好的注解：“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大祭司必须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他的弟兄有血肉之体，他也成了血肉之体(14节)，这就是道成肉身。大祭司的身份要求基督与弟兄认同，相适应。这是从基督论的角度来谈的。

　　主耶稣基督只有道成肉身来做人，与人认同，才能拯救人脱离罪恶，这就是圣经所说：他自己既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来2：1 8)。救赎工作要求基督与世人认同。这是从救赎论的角度说的。 　　基督与人也是可以认同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这句话的意思是：基督与世人有同一个本原，这个本原就是上帝自己。现代中文译本把“出于一”改译成“有同一位父亲”，是很确切的。既出于一，认同、适应是很自然的事。道与肉身不能互相对立，对立了，就没有历史上的道成肉身。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道成肉身的延续，也应当“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教会有大祭司的身份，要为万人代求，这就要求教会与弟兄相同。教会要把福音传开，就要讲别人听得懂的话。

　　教会诞生的第一天就碰上一个“认同”或“适应”的问题，彼得用听者(众)的“乡谈”，感动了三千人归主。他假如用众人听不懂的方言，结果会怎样，可想而知。

　　福音传到外邦，就遇上一个要不要传割礼的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要不要适应的问题。与外邦人认同，相适应，就不能传割礼。割礼属于犹太文化，不是福音的内容。向外邦人传福音，不能同时把犹太文化强加给他们。要适应就不能传割礼，否则外邦人在拒绝割礼的同时也拒绝了福音。

　　保罗在雅典亚略巴古的一篇讲道是适应的典范。保罗从“未识之神”开始他的讲道，是从雅典人所思考的、感兴趣的事着手，一下子就把雅典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接着保罗说：“天地的主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这是希伯来人与希腊某些哲学家共同的观点。保罗岂不是在与雅典人认同吗?下面保罗又引用希腊一位诗人的诗句“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也就是讲当地人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有许多人还不敢用别的宗教的用语来证基督教的道。

　　福音开头是口传的，后来加上笔传，就有了文字的福音。马太福音是向犹太人传，所以就讲耶稣是犹太人一直在等候盼望的弥赛亚，还引用许多旧约的话来证明。

　　约翰福音是向有希腊文化背景的人传福音，约翰就用一个希腊哲学概念“道”来介绍耶稣基督。 　　希伯来书里其实也讲了“道成肉身”这个道理，但就不用“道”这个概念、这个词汇。因为希伯来书的对象是希伯来人，不是希腊人。他讲耶稣是大祭司，希伯来人一听就懂。

　　所以保罗说：“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救人是目的，“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是方法。方法对，目的就能达到；否则，就达不到。

　　中国教会的历史充分证明这一点。景教、也里可温教在中国历史中如昙花一现，其原因就是没有与当时的社会认同、相适应。景教、也里可温教自始至终是外国教存在在中国。

　　近代，基督教又作为“洋教”传进来，传了一个半世纪，只得到70万信徒。“洋教”是一个绊脚石，阻碍了福音的广传。三自爱国运动挪去了这个绊脚石。所以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个与社会相适应的运动。

　　美国有一位华理克牧师(Rev．Rick Warren)，曾来中国访问。他来时，带来了一本书，叫《直奔标竿》。这书在美国得金牌奖，成了一本畅销书。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参考(该书中国基督教两会已出版)。他讲到一点，就是要深入社会，了解社会，要认识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书里这样说：“圣经决定我们的信息，但我们的对象决定我们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传扬福音。”当他讲到四本福音书，他说：“它们的信息相同，但由于是为不同的读者所写，所以传达的方式就不一样。选定传福音的对象是神发明的方法!他期待我们以对象的用词去传福音。”当他说到在一个社区里工作时，他说：“如果我想要忠实地向他们（社区里的人）传达神的话语，我就必须对社区里的地理、风俗、文化、宗教背景付出同等的注意力。”

　　所以与所处的社会相适应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为宗教本身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如此。